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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时候的局面如何呢 返回上页

杜成宪:教师是一个会带给人收获喜悦的职业
2017-11-01 09:11:20    杜成宪教授讲稿    阅读 142次

在我的教师生涯行进在尾声的时候,我为自己当年选择了教师职业而感到很欣慰。感到欣慰并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本身能给人带来满足。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一个著名的比喻:“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意思是:工业是按规定的标准和工序,将原材料制造成产品;农业却是将种子播到地里,给它充分合适的条件(水、阳光、空气、肥料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

 

确实,如果把学生看成是种子,把我们所做的种种教育工作看成是给种子提供各种生长条件,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充满了魅力的。尤其是当种子开花结果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些“农夫”带来莫大的喜悦。如,当一届学生毕业时评你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当学生写出了不错的论文发表还获了奖;或者是他评上教授了,第一时间来告诉你;或者他带着女友来说是“让老师给瞧瞧”……所有这一切感受,不做教师就很难体会到。所以,教师是一个会带给人收获喜悦的职业,因为学生是毫不吝啬的,就像种子不会辜负辛勤的农夫。

 

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成了一名老教师。回顾自己的成长,深感是学着我的老师的样子走过来的。我想说说他们:

 

我的本科老师张惠芬教我们中国教育史,平时显得有些文弱,每次来上课走到教室都会有点喘。但当她站上讲台就像是变了个人,神采飞扬气势磅礴。让我们领教了什么叫“忘我”,什么是在“讲”课。要期末考试了,同学们缠着她希望不要闭卷考试。她答应了,但出了30道思考题,所有思考题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要求每题用三五百字,必须有观点、有典型的原始材料、有逻辑地做出回答提纲,要求独立完成。这成了大学四年最痛苦也最有收获的期末考试,也成了本科所有修读课程中读书最多的一门课,还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有效的考试评价和学习方式。

 

另一位本科老师陈桂生教的是马列论教育,他是一位个性老师,能将马列主义讲得让大家入迷。年逾八旬仍在出书著文。当年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有一道风景:每天早、中、晚都会看到陈老师手提一只热水瓶从师大一村的家到楼里办公室读书,风雨无阻年复一年。这像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迷。后来我们见识了作为教师他的另一面。一次联欢会,学生突然齐声起哄:陈老师,花心!陈老师,花心!当时年届七旬的陈老师大大方方上台,把周华健的《花心》唱得有板有眼。这就是一个既能走进学问又能走进学生的老师!陈老师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一点是历史地分析和认识问题。《史记》称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就是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陈老师说,这不可能!他以自己任教为例,教了20多届学生,总共不过1000多人。在现代班级授课制度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孔子的时代,是以个别教学为主的状况了。“文革”中批判孔子是“开学店”,哪里是什么人民教育家,理由是他收取学生学费——“束脩”。陈老师说,这很荒唐!束脩只是一把干牛肉,根本不能让孔子过上体面的生活。束脩只是一种拜师仪式。但问题是既无学费来源,学校如何维持?经费来自各国诸侯资助。凭什么资助?学生成为资本。

 

张瑞璠先生是更老一辈的老师,他给我们上的是选修课教育史专题研究。他说科学研究的进展往往产生于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文革”期间他参与《新唐书》的校点,有一句话说杨贵妃姐妹地位显赫,“皆有国色”。这句话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有先生提出说明杨氏姐妹地位尊贵为什么要用“皆有国色”呢?有问题!果然查到在有的版本里作“皆有国邑”,姐妹都封邑了,不是更能说明地位显赫吗?所以是更恰当的。还有,孔子为什么提出“有教无类”?通常的解释是说,孔子适应了时代发展,适应了文化下移的趋势,与他“举贤才”的主张相一致。张先生认为说得不够到位。他认为是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活动的活跃。孔子不是还有一段话吗?——“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不是典型的商品交换原则对教育的影响吗?宋代理学家张载说过:“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就是张先生的写照吗?

 

再说说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孙培青老师。记得我留校任教时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先要努力用三到五年时间站住讲台!当我第一次上课,他和教研室全体老师来听课,课后评课,老师们的批评毫不留情,弄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临近期末,他和老师们再次来听课,好评连连,教研室主任还夸奖说以后可以不必再听小杜的课了。我心里是得意的:三五年?一年就站住了!其实,当时我是肤浅了。现在,直到快要离开这个讲台时,我也不敢说已经站住了讲台。越是站得久了,越是觉得要站住、站好讲台并非易事。孙老师还做过一件事也让我感佩不已。十年前,为了配合校庆60周年,学校委托我们编首任校长孟宪承文集。孟校长是大家,民国时期就是顶尖学者,但他五六十年代的成果十分缺乏,不免是遗憾。这时孙老师对我们说,我把当年老师孟校长讲课的笔记和指导我们编书的谈话记录都整理出来了,可以交你们整理出版。这使我们大喜过望!静下来一想,孟校长的学术讲话不仅记录下来,而且经历半个世纪各种灾难,竟然保存下来了!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些笔记后来整理成40多万字的一卷。孙老师的一句话,让我体会了30年!孙老师的这件事,值得我一辈子记取。

 

这些更老的老师就像一面面镜子,陪伴着、引导着我走到今天。在他们面前,我不敢称老师,我只是个学生。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故事还很多。这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教育资源。

 

然而,我们今天又应当怎样做教师?

 

一千多年前,韩愈有一个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差不多也有类似的感叹。韩愈的应对举措是重新提出师道。他将教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以之作为是否符合师道的标准。所谓授业,相当于今之教书(教学),传道、解惑相当于今之育人。在韩愈那里,仅仅做到授业不能说已达到师道要求,而只有做到坚持道、业并举,才是符合为师之道的。实际上,既坚守以授业为教师本职,又通过授业传递一定的社会价值,即教书育人,古今并无差异,今天并不过时,甚至中外也有同调。

 

95年前,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在《教育者的责任》的讲演中他说到:教师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就算完事的,他一定要培养学生对学问的兴趣和热忱;对学生他要有利益一致的观念,视学生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学生的进步为自己的进步,由此而获得职业的乐趣;教师不但要做学校的教师,还要做社会上一般人的教师、学生家属的教师。如果中国的教师都能有此意识并身体力行,中国的前途就很有希望!杜威与韩愈似乎相当一致,杜威的话也像是对我们今天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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